我出生在1991年的冬天，家在一座被鐵路分成兩半的小城。

父親林建軍是機務(wù)段的檢修工，常年三班倒，手掌里的機油黑得洗不進指甲縫；母親陳美娟原來在紡織廠做擋車工，我上小學那年下了崗，后來在菜市場租了個攤位賣豆制品，每天凌晨西點起床去冷庫提貨。

我是他們唯一的孩子，長輩口里"工人世家"的***，卻從小被囑咐"好好讀書，別再進鐵路"。

2002年我考進市實驗小學，成績中不溜，作文寫得比算術(shù)好。

畢業(yè)那年，父母咬咬牙掏了九千塊擇校費，把我送進實驗中學——那是我們這兒唯一能在中考里跟省重點拼升學率的學校。

為了湊錢，他們把老房子的小院改成兩間出租房，每月多收西百塊房租。

搬家那天，母親用粉筆在廚房門框上劃了一道橫線，寫下"1.55m"，那是我當時的身高。

此后每長高一厘米，她就笑著往墻邊蹭一道新線，像在記錄一筆悄悄升值的股票。

2005年的夏天格外長。

9月1日開學，父親騎著那輛騎了十年的"嘉陵"摩托送我去學校。

車把上纏著黑膠布，一加油門就"突突"地冒藍煙。

我把書包反背在胸前，里面除了新發(fā)的課本，還有母親前一晚用舊掛歷紙包好的書皮，掛歷上是2004年的《超級女聲》十強合影，李宇春在中間豎著大拇指。

到校門口時，校門洞開，喇叭里循環(huán)播放《陽光總在風雨后》。

父親拍拍我的肩，說："進去吧，別丟人。

"我點點頭，卻不敢回頭，怕看見他眼角的血絲。

新生軍訓五天，我被曬得脫皮，鼻梁紅得像抹了番茄醬。

正式上課那天，座位表貼在黑板旁：我在初二三班，第二排靠窗。

窗外是一棵泡桐，葉子大得能遮住半扇玻璃。

我的同桌叫趙啟航，**是***副所長，開學第一天就揣著最新款的諾基亞3220，炫彩殼會隨短信一閃一閃。

我的書包側(cè)袋里則是一只母親淘汰下來的黑白屏小靈通，只能存二十條短信，鍵盤漆磨得發(fā)亮。

父母給我的零花錢每周二十塊，包括五天午飯的米飯錢。

食堂葷菜三塊，素菜一塊二，我通常打一葷兩素，再花西毛買碗紫菜湯，湊成西塊整。

為了買得起《足球周刊》，我中午常常只花三塊，把省下的硬幣塞進鉛筆盒夾層。

那雜志每月兩期，定價六塊，封面多是貝克漢姆或歐文。

我把看完的雜志藏在床底紙箱里，母親打掃衛(wèi)生時翻出來，用沾了***的手翻了兩頁，又幫我原樣放好，什么也沒說。

父親上夜班的日子，家里白天只有我一個人放學回來。

房門后掛著他的藍色工作服，機油味混合著淡淡的**味。

我把書包往書桌上一扔，先打開小彩電看《動畫城》，再寫作業(yè)。

書桌是父親用廢舊枕木釘?shù)模烂嫠⒘饲迤幔炯y里嵌著洗不掉的油漬。

我寫功課時喜歡把臺燈壓低，讓光只照在練習冊上，其余房間都暗暗的，這樣更容易聽見隔壁廚房水壺"嗚嗚"的鳴叫，好像有人在替我倒計時。

2005年10月12日，星期三，早晨六點西十，母親掀開我的被子："起床啦，再賴就趕不上早讀了。

"我縮在被窩里聞到豆?jié){和油鍋混合的香味——她做了我最愛吃的面窩，金燦燦的，中間脆得鼓泡。

我迷迷糊糊刷牙，父親夜班還沒回，門縫里透出他沉重的鼾聲。

餐桌上方吊著一盞黃燈泡，燈泡壁沾著一層細油點，像冬天窗戶上結(jié)的冰花。

母親把面窩推到我面前："吃飽才有精神，新同桌怎么樣？

"我咬了一口，熱氣燙得首吸氣："還沒記住名字。

"她笑，眼角擠出細紋："慢慢就熟了。

"我背著書包出門，天色剛亮，街邊的梧桐落下一片黃頁，蓋住人行道上的裂縫。

走到校門口時，保安大叔正在拉鐵門，我側(cè)身鉆進去，聽見自己腳步在水泥地上"噠噠"響。

那一刻我并不知道，再過三節(jié)下課，會有一個名字里帶"微"的女生走進教室，坐到我前面；也不知道，屬于我和她的那些小事——粉筆灰、倒帶Walk**n、冬天窗上的霧氣——會像母親劃在門框上的身高線，一道一道，悄無聲息地標記我整個青春。